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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思素材最新视觉报道_免费素材(2024年11月全程跟踪)

内容来源：二八图鉴所属栏目：热点更新日期：2024-11-27

子思素材

本书作者蔡亮，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，现任圣母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，主要做秦汉帝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。她在研究方法上有个特色，特别注重通过数字化手段来重构史料。正因为有大量的数据分析，围绕“儒生群体如何崛起”这个话题，一重又一重谜团被解开。经典的老问题，浮现出新答案。作者发现，汉武帝晚年的“巫蛊之祸”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。正是在这场斗争的政治余波中，儒生群体才获得崛起的机会。他们逐渐控制了王朝的官僚系统和知识系统，为此后几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话语定下基调。另外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认为汉武帝早年就重用儒生，是因为司马迁在《史记ⷥ„’林列传》讲了一个假的故事，但这不是因为他信息掌握不足，而是司马迁有意为之的。第一，与儒生崛起紧密相关的“巫蛊之祸”是怎么回事？背后推手是谁？第二，儒生到底是一群什么人？他们是怎么建立“儒生帝国”的？第三，司马迁为什么要讲一个假的故事？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巫蛊之祸通常史家认为是汉武帝通过纵容酷吏打击太子党（因为太子与武帝政见不合，由于武帝时期征战太重民不聊生，太子提出要休养生息，而武帝虽然知道这是正确的，却不能接受自己之外的人来纠正这一点，后来发了《轮台罪己诏》），剑锋直指太子，最终太子刘据被逼无奈造反。武帝逼死太子后，又将当时诬陷或追杀太子的官员一并处死。也许是武帝后悔，也许是想趁机铲除上层权贵阶层。总之，两次事件后，整朝臣僚阶层被肃清几乎殆尽。这部分内容作者从太子反对派到霍光挨个论证，最终结论是可能汉武帝年老多病，非常敏感，因此误杀了太子。这部分不太准确，武帝比较刚愎自用，他可能真的很想教训太子，所以在动太子之前已经把党羽消减殆尽，否则也不至于太子造反无人可用。武帝下手太重，而太子被逼太甚，狗急跳墙搞造反，才最终导致父子二人无法共活。也许后来武帝有一丝后悔，但他自我至极，对太子的诛杀一定是处心积虑的。虽然不认同对巫蛊之祸的判断，但认可确实巫蛊之祸之后，官僚阶层大换血，给了儒生出场的机会。相比儒生帝国，这本书的更大意义在于补齐了我脑海里“中国独有的文官政治”是怎么发祥发展的，正因为巫蛊之祸，以及后来霍光、宣帝以及西汉后期大量启用儒生，储备了文官资源，东汉光武帝才能快速搭建管理班子，从容地让军功集团回老家享受荣华富贵，避免刘邦时期的分权尴尬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汉初儒学并不受重视，因为儒学最底层的内容是传统周礼，包括周代的礼乐制度、道德标准、政治规范。这个特点带来的好处是，能借助传统约束当下，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。但坏处也很明显，恪守传统就很难兼顾新形势、新需求，因此变得不合时宜。 “巫蛊之祸”是一场失控的政治斗争，上层贵族几乎被清除干净了，霍光除了武力打压反对派，也得想办法拉拢一些人，为自己站队。拉拢谁呢？这就是儒生。儒生能帮霍光塑造慧眼识人、求贤若渴的良好形象。儒生提倡道德、礼仪、知识、传统，会给人一种学识渊博、德行出众、尊重传统的感觉。所以，霍光很喜欢把年过花甲的老儒生请到朝中当官来帮他粉饰门面。除了装点门面，儒生能帮上更大的忙，这就是引经据典、制造舆论，论证霍光辅政的合理性。很多史书记载霍光辅政这段历史，都会讲到一件事。话说当初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死后，汉武帝把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。太子年少怎么办呢？汉武帝思前想后，打算让霍光辅佐。为了表达对霍光的尊重、敬仰，还有临终托孤般的诚意，汉武帝让宫中画师画了一幅《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》，暗示霍光做好辅政的准备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感人，但很多史学家考证后都得出相近的结论，这个故事是儒生帮霍光制造舆论的素材。如果说儒生通过帮霍光制造舆论，迅速崛起，那么让儒生站稳脚跟的正是下令族灭霍家的汉宣帝。汉宣帝的身份有点特殊，他的祖父正是在“巫蛊之祸”中死去的太子刘据。汉宣帝从小生活在宫外，当了皇帝以后，他的血统和继位合法性备受质疑。这时，儒生再次获得机会施展特长。他们说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祥瑞，比如在皇家园林上林苑，一棵已经枯死倒下的大柳树，竟然奇迹般地立起来，重获生机。长出的树叶，被虫子咬一个图案，图案好像是五个字：“公孙并已立”。汉宣帝是曾经的太子刘据的孙子，而且，汉宣帝的名字恰好是“刘病已”。这不表明，上天在告知天下，汉宣帝就应该继承皇位嘛？你能想到，这类事情八成是假的。但在当时，确实帮了汉宣帝不少忙。所以，汉宣帝提拔了很多儒生担任各类高级官员，甚至，太子太傅这个职务有一半以上都是儒生。太子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们，汉宣帝让一帮儒生教导未来的皇帝，可见汉宣帝对儒生有多么认可。儒生能在“巫蛊之祸”后长期影响古代中国，甚至建立起一个作者所说的“儒生帝国”。这么大的成就，跟儒生的一些重要特征分不开。首先，儒生非常强调师承关系。比如后人推测，从孔子到孟子的传承脉络是：“孔子传曾子，曾子传子思，子思传孟子”。历史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，还有待考证。但有一点是可考的，至少从西汉开始，儒生就在强调师承关系。而汉代选拔官员，有个重要的措施叫“察举制”。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高级官员可以选拔他们认为品德优良、能力出众的人，担任低级官职。这就给重视师承脉络的儒生提供了机会。巫蛊之祸以后，上层官员位置空缺，一些儒生被提拔到高位。很快，他们就开始拉拉扯扯，把自己的门生都举荐上来。官员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，还可能是师生关系。这样，官僚系统内就逐渐出现一个庞大的儒生人才梯队。其次，儒生不仅渗透了官僚系统，而且做了件影响更深远的事情，这就是掌控汉代的知识系统。汉代儒生推崇学习“五经”，也就是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礼经》《易经》《春秋经》。后来，儒生推动官方把“五经”纳入官学，官方设立了一种叫“五经博士”的学官。“五经”学得好的人将来可以当官。经学博士是汉武帝设置的，最初只有几十人，到霍光辅政的时候，人数迅速破百，然后一路翻番，到汉代末年，五经博士和弟子的人数竟然多达三万。正是从“巫蛊之祸”之后，儒学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古代的官方正统学说。第三，很多儒生，最初都是汉帝国的基层官吏，长期做一些琐碎、具体的事情，拥有实际执行的能力。儒生熟悉礼仪，农村的婚丧嫁娶总是离不了他们。儒生会读书写字，他们就能在地方政府干点文书工作，或者当老师教学生识字。儒生熟悉国家法律制度，遇上各类纠纷，调解起来总是有理有据。汉代的儒生其实在“巫蛊之祸”以前，就已经遍布汉帝国的基层社会。他们只等待一个像“巫蛊之祸”那样的时机，实现政治抱负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后人误以为汉武帝重视儒学，这件事要追溯到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中有一篇文章叫《儒林列传》。这篇文章讲的是西汉前期多位儒学大师的故事，展现了西汉初年儒学兴盛的局面。但我们已经知道，西汉“巫蛊之祸”以前，儒生并没有被重用。换句话说，司马迁没有给我们讲事实。《儒林列传》到底讲了什么？主要是两个内容，首先，这篇文章理清了儒家发展的脉络，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汉代初年，生生不息。其次，这篇文章强调了孔子之教是大智慧，汉朝是个尊重儒学的美好时代。人们把儒家经典学好了，就可以当官。但事实上，孔子和汉代的儒生三百年来一脉相承，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。学好儒学就能当官，这在汉初还没有实现。本书作者蔡亮仔细统计了汉武帝时期的官员信息，在77位地位显赫的高官中，只有6位儒生，占总人数的7.8%。而这6位儒生里，只有公孙弘一个人是通过举荐贤良的方式，获得高层职位的。这跟司马迁在《儒林列传》里描绘的场景，显然不一样。对于这个现象，本书作者蔡亮给出一个有意思的解释：司马迁其实在《儒林列传》里创造出一个理想世界。这个世界的情况，跟司马迁所处的现实世界相反。在现实中，军功贵族和他们的后代把握着最高权力。而司马迁在《儒林列传》中通过裁剪史料，拼接出一个理想的世界。在这里，财富地位、军功以及人脉全部失去意义，一个人的未来是由他掌握的知识决定的。司马迁为什么要在《儒林列传》中描绘一个与现实恰好相反的理想社会呢？司马迁的父亲就是史官，史官虽然卑微，但他们是统治阶层近距离的观察者。所以司马迁从小目睹了很多残酷的现实，官员要想升上高位，就得靠家族财富、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。司马迁曾经吐槽自己既“不能备行伍，攻城野战，有斩将搴旗之功”，同时也“不能累日积劳，取尊官厚禄，以为宗族交游光宠”，满满的失落和无奈。于是，司马迁只能通过文字委婉地批评他所生活的时代。他是怎么写的呢？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分别为16位汉武帝时代的重臣作传。与这些独立人物传记并列的，还有《酷吏列传》以及前面提到的《儒林列传》两篇文章，这两篇文章画的是人物群像。司马迁暗自做了一件事。他把这些官员分成了三个群体，分别是：权贵的后代，底层崛起的政坛新贵，以及凭借学识当官的儒生。写权贵后代的时候，司马迁会在文中反复强调，这些人是因为家族的声望而获得官位，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获得重要官职。写底层崛起的新贵的时候，司马迁会直白抨击汉代卖官鬻爵的丑恶现象。那司马迁心中理想的选官模式是什么呢？他在《儒林列传》里，剪裁拼接出一个理想世界。在这个世界，只有接受过五经教育的儒生官员，才能成为国家官员的后备人选。看起来，司马迁是在“望梅止渴”，通过文字抚慰心灵。其实，这件事情意义深远，它在之后的几百年里，变成“儒生帝国”兴起的重要推力。西汉初年，儒生人数稀少，组织松散，影响力有限。而司马迁的《儒林列传》给儒生们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。远望蓝图，分散在帝国底层各个角落的儒生，更加重视五经学习，重视相互推举，逐渐团结起来，希望能奔向那个美好世界。司马迁的事业，后人仍在继续。一百多年后，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了《汉书》，继续描绘那幅蓝图。《汉书》中有一篇《儒林传》，在这篇文章里，儒生之间的传承关系更加明确了。《汉书》中还有一篇《艺文志》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目录学文献，班固把以前的书目都梳理了一遍。原本很多儒家经典已经流失，同一本经典有多个版本存世，非常混乱。而班固却在《汉书ⷨ‰𚦖‡志》里，为儒家经典理出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。这进一步团结了儒生，强化了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。本书作者对西汉时期的官员的师承关系情况做了统计。在汉武帝以前的一百多年里，有师承关系的高级官员只有两位。而汉昭帝到王莽统治结束，这一百多年间的97位高官中，有33人是儒生，其中还有11对师生官员。举个例子，公元前72年，一位叫后仓的儒生位列九卿。后仓是研究《诗经》《孝经》的大家。他有位门徒叫萧望，也是《诗经》方面的专家，七年后也位列九卿。萧望你可能不熟悉，但后仓的另一位学生很有名，这就是“凿壁偷光”的匡衡。匡衡在《诗经》方面成就很高，他当过汉朝的丞相。这个师承还没完，匡衡有位弟子是师丹，担任过大司马等高官。（这部分跟西汉后期皇帝不断将儒家推向高处，任用更多儒生有关，也许作者该取用东汉或更后期的数据来证明史记的功效）回到这部分的主角司马迁，他被称为“中国史学之父”。这不仅是因为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，查明诸多历史的原委，更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传统，把历史叙述照进现实，为儒生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，推动了儒生阶层的形成和崛起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。摘选编辑自得到听书：裴鹏程#胡适#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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